“国学漫谈”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2008年11月27日下午，在国家法官学院大兴校区二楼会议室，国家法官学院自考部主持召开“国学漫谈”座谈会。国家法官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维担任主讲。特邀嘉宾有：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常丕军。参加座谈的有：国家法官学院一班辅导员郭占英老师、二班辅导员金占兴老师、三班辅导员平会杰老师、备录班辅导员李凤霞老师，以及团干部、班干部代表，共计二十余人。座谈会由国家法官学院自考部负责人杜良群主持。

          杜良群：国学的核心内容为儒学。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传统文化。按照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说，中国儒学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时期是汉儒；第三时期是朱熹、王阳明；第四时期就是现在。也就是说，儒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朝为儒学发展时期，董仲舒根据阴阳学说对儒学进行改造，提出三纲五常，使儒学成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宋明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参照佛学精义，将儒学改造成“理学”，提出“天理”和“致良知”。但理学的极致却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吃人”的礼教。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但是，我们不能把洗澡水跟孩子一起倒掉。传统儒学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我们提倡的新儒学就是对传统儒学的“扬弃”，即发扬传统儒学中有价值的东西，舍弃传统儒学不合理的东西。我院倡导的“学校新儒学”教育，就是发扬传统儒学在教育方面特有价值的教育。

从世界观、价值观角度讲，九○后出生的人缺乏政治抱负、往往没有高远的理想和真正的信念！凡是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难以否认这样的事实。九○后这帮孩子的特点是：自私而缺乏利他之心；狭隘而缺乏宽容之心；淡漠而缺乏爱人之心；乐于坐享其成而难于艰苦创业；崇尚金钱美色而没有理想信念。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是，这一特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面对这样的病人，或说一群病人，我们总得开个方子，得治病。什么方子有效呢？儒学的方子有效。儒学主张仁，主张仁者爱人，是利他主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是儒学之精典。儒学主张恕，恕即是辞让，辞让即是宽容。儒学主张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即是伦理秩序，即是孝悌之道。原来，现在年轻人身上的毛病，儒学这个方子大多对症！这就是我校提倡“学校新儒学”教育之原因所在！

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国家法官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维先生，由他给我们谈国学。张先生曾任前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的秘书，对国学素有研究，现在，我们欢迎他讲话。

张维：中国的儒学服务于科举取士。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四公子”。两汉实行察举、辟举。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官相当于组织部长，负责官员的选拔，后来这一制度出现问题。隋唐以科举取士。这一制度实行了一千多年，考取了十万以上进士，百万以上举人。到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上奏废除科举，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最终将科举制度废除，儒学发展受到影响。但是，不是说儒家思想就不需要了。

儒学主要内容为德。孔子本身就有很高的德。司马迁著《史记》，为孔子作《世家》。司马迁道：“诗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孔子给予极高评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以德教化百姓，即为政者要做到爱民。民为国之基础，为政者必须以爱民为要务，这可概括为“为政者慈以爱民”。这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关键。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以富民、爱民、宽民为重，把民众摆在重要的地位，洁身自律，身为表率，认真严肃地为民服务。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有些人对此不理解，以为与“依法治国”相抵触。我认为，江泽民的提法是正确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他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建设；从自律性角度分析，要加强从政道德的养成机制建设。从政道德养成的重点是加强道德修养。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儒学第二个内容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以前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孔子首次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到政治范畴，成为一种政治理想。当今社会应将“仁”解释为爱民，即一切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各级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儒学第三个内容是“孝”。我当市长有“三不要”：不孝的不要；不尊敬毛泽东的不要；背后说人坏话的不要。我对母亲很孝顺，每次出差我都会绕道去看望她老人家。晚年母亲卧病在床，我经常在百忙中回家照顾她，给她喂药，为她擦身，直到去世。她老人家对我很满意。“孝”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孝”为人们提供了孝的典范。有副对联说:“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从来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少完人。”孝，是“论心不论迹”的，只要有孝心就行，有孝心就是孝子。人皆有好色之心，想一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方面是“论迹不论心”，如果论心的话，那么，自古就很少有完人了。

儒学第四个内容是“恕”。恕就是恕道。什么是恕道？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中，曾子和子贡是最好问的。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的意思是，有没有一个字可以拿来作为终身遵守的准则，孔子回答他，这就是“恕”吧，自己不想承受的，不要施加到别人的身上。孔子所说的这个“恕”字，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恕道”。孔子认为，对己要能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对人要理解、宽容。后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成了国人熟知的成语。查《现代汉语词典》，“恕”的解释有两条：一是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二是不计较别人的错误，原谅别人。这样看来，儒家所提倡的“恕道”就是理解和宽容。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我们更需要儒家的“恕道”。

小时候，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在公共汽车上要给老弱病残让座，于是在看到有人不给老人让座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对那个人产生一种反感，认为他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我们是否想过，为什么那个人不让座呢，难道就是简单的想让自己更加舒服吗，会不会他也有什么病痛为我们所不知，又或者其出于某种其他原因不能让座呢？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应该随意地用所谓的道德标准去随意的谴责别人。

以上是我要说的第一个内容，下面我要说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

孔子处于春秋末期，这时各国间经常战争，所谓“春秋无义战”。孔子对这种社会痛心疾首。他认为，西周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十分理想，希望回到那样的社会中去。这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而西方人则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过去不如现在，昨天不如今天。这是比中国传统观念进步的地方，我们应当吸取。

西方人大多信仰宗教。我曾去德国，遇到一位浙江籍女翻译，她信基督教。我对她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皈依基督教可以，遇到困难有人帮助，但你不能真的信。”因为上帝是没有的。如今科技发展，人已经成功登上月球，根本找不到上帝存在的位置。现在西方人也变聪明了，他们说：“上帝在我心中。”你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很明智了。反观中国人，我们大多不信宗教，而信孔子。孔子是实实在在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坟。孔子不言“怪力乱神”，所以永远也不会成为教主。

西方人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犯罪，导致所有的人都有罪。而中国人则相反，主张“性善说”，即“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又一大区别。

当代著名科学家、美籍华人李政道先生说：“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国的真正崛起和为世人所瞩目，应该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古代儒学优秀遗产的再发现与再认识的基础之上，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将要犯极大的错误。

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儒学教育及其价值系统，精深而博大，凝聚着一种强力磁场，散发着诱人的魅力。而且，对它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不是认识清楚了，而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对当代人来说，应该用当代人的眼光来挖掘儒家思想，挖掘它和当代社会接轨的部分，为我们所用，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育，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

儒学教育遗产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应当去发掘和整理，那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可以设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论体系，很有可能是兼有中国儒学传统教育精华的崭新教育理论体系，它必将在世界教育史上放出异彩。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挖掘儒学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这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杜良群：感谢张副院长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互动环节，请老师和同学们发言。

金占兴：张副院长的讲演很好，我获得很多启发，我认为新儒学对学生思想教育有重要意义，希望张副院长有机会给全校师生讲一讲。

李凤霞：我认为张副院长讲得很好，就我本人来说受益匪浅。这也正与我校提倡的“学校新儒学”教育合拍，希望张副院长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

王景智：张副院长讲得很好。张副院长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是站在管理层面来谈国学的，所以有一定的高度。我是1981年历史系毕业生，对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因此对国学各门类均有涉猎。我曾在《律师文摘》当过七年编辑，接触过很多大牌律师，发现他们的儒学根底都很深厚。我在前几天给同学们讲“新儒学”时说过，儒学是每位同学的必修课，早接触早受益，晚接触晚受益。国家法官学院以“新儒学”为管理理念，作为管理的灵魂，我认为很有必要。

李小玲：我认为孝有两方面，一为敬，一为顺。请问张副院长这两者有何区别？

张维：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里的年，望文生意，指的是年纪。对自己父母的年纪，子女当然不可不知，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若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就是枉为子女。但这里所说的父母之年，除了指父母的年纪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既作为子女，知道父母之年之后，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父母之年意味着什么，并作出相应的反应，不可对此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父母之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事已高，身弱体衰，而再进一层，则意味着不知什么时辰，就会突然离去，撒手人寰，这是“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的关键，故尔孔子在“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后，紧接着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喜，是因为父母享高寿，所以惧，是因为忧父母在世之日可能不多，“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就是顺，也就是敬。尽管我们对父母要顺，要敬，但又不能失去平等探讨问题的大原则。

杜良群： 现在的同学跟我们年轻时不大一样。我年轻时跟我父亲说话根本不敢叫“你”。可现在的同学张口就是你，根本没有尊敬的称谓。跟老师也是一样，传统文化讲“师徒如父子”，可现在的同学这种观念很淡薄，我个人认为这不好。这些地方，都需要“学校新儒学”教育予以矫治。对长辈、对老师，作为晚辈、学生还是应该有一种虔敬之心。

郑靖涵：张副院长的讲话很深刻，我很受教育。我对国学很感兴趣，就是不知道怎样学，请您给我们指出一些学习方法。

张维：多读书，读多种书。我喜欢读书，多少年来一直坚持读书。年轻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灯，只有油灯，并且是柴油灯，油烟很大，第二天鼻眼儿都是黑的，但仍然坚持读。互联网是好东西，不能不利用，但不能代替读书，互联网上的东西是零散的，是信息，但不是知识。我们还是应该读书，因为书本知识才是系统的知识。我劝大家多读史书，读史让人明智，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读史书一定要有地图，古人提倡“左史右图”，是有一定道理的。

赵迪：我经常看《南方周末》，上面反映的情况很多，我感觉中国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是不是不能根除，或者说中国建成法治社会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常丕军：《南方周末》我也经常看。它比较尖锐，对社会问题的评论也很深刻。我建议你扩大读书面，多看一看其他报刊，多看一些相关报道。

张维：不要因为出现一些贪官，就认为中国怎么怎么样了，不会的。贪官各国都有，我发现盛世都有贪官，康乾盛世时，不就出现了和珅吗？我们看问题要全面的看，不可偏激。